唐小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汪诗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时代周报：相对于之前的澳大利亚政府，陆克文政府对华政策有哪些调整？

　　唐：陆克文上台后，一直试图采取与其前任霍华德不同的外交政策，决心以首创精神开创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在于，陆克文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在美国和亚洲大国中国之间谋求平衡，即在坚持澳美同盟框架的基础上谋求外交行动的“独立性”，一方面不断向美国示好，声称继续忠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政治传统；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伟大的朋友和伙伴”，声称自己是中国事务通，对中国有感情。

　　陆克文有别于霍华德

　　他上台后积极主动与中国领导人互动，呼吁在气候变暖等事务上与中国合作，率先提议中澳之间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建立一个政府对政府级别的委员会；并号召澳大利亚人民学习中文，像他一样成为中国通等，总之，陆克文上台后，为了推行其创新版的平衡外交，试图把“依赖澳美同盟关系”与“向中国积极靠拢” 的思维结合起来，创建所谓的“要引领前行，不尾随于后”的澳大利亚新外交模式。

　　汪：应该说，自1972年澳中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发生大的调整。加强政治对话、发展双边经贸合作、推进文化交流等一直是双边关系中的主旋律。

　　但政党外交政策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与前任霍华德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奉行经贸合作与政治关系平衡相比，陆克文的对华政策却以经贸合作为契机，宣扬西方价值观念。

　　美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朋友，澳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全方位的，但主要体现在政治和防务方面。澳中战略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经贸合作领域。陆克文上台后，希望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

　　时代周报：从地缘角度来说，澳大利亚身处亚太，“脱欧入亚”一直是澳大利亚努力的方向，陆克文政府在这方面有哪些突破？

　　唐：陆克文认为霍华德在执政期间定位的亚洲政策与工党的“全面融入”不同，要做到真正的平衡，必须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2008年6月4日，陆克文提议在2020年前成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亚太联盟”，吸收澳大利亚、日本、美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参加。他认为，这样一个“亚太联盟” 的成立，有助于推动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为加强反恐、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一个重要平台。

　　汪：“脱欧入亚”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外交一直努力的方向。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就是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新理念之一。为落实这一外交原则，陆克文提出了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的概念。但受制于多方面原因，这一设想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在经贸方面相互依存，但这并不等于说澳大利亚已经融入亚洲。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障碍很多，不仅有澳大利亚方面的，也有亚洲方面的；不仅有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也有防务层面的。但比较起来看，“文化融合与认同”是澳大利亚能否真正融入亚洲的关键所在。陆克文政府曾多次强调学习亚洲语言的重要性，但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并不多。

　　时代周报：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压力对陆克文外交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影响如何？在反对党一再进逼的情况下，他会不会提前大选？

　　唐：我认为，是否提前选举，要看最近几天事态的发展。澳大利亚政府正采取积极的举措，期望弥补损失，当然，如果外交效果不佳，那么反对党的压力会接踵而至，但目前还不至于到要求大选的程度，目前澳中关系的碰撞是一种临时性的现象。

　　汪：鉴于外交对澳大利亚的内政尤其是大选影响不大，我个人认为，陆克文政府为摆脱这种外交上的窘境而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不大。

　　“经热政冷”只是假象

　　时代周报：现在中国与澳大利亚是否出现了“经热，政冷”的局面？

　　唐：我认为，目前澳中关系还不至于是“经济热，政治冷”的局面，应该说是一次紧急外交事故，是陆克文政府在错误的时候做了几件错误的事情，不是刻意对抗中国。只要中美关系没有出问题，澳中之间的“经济热，政治冷”局面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实上，有资格与中国制造“经济热，政治冷”局面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不具备此资质。

　　汪：表面上看，当前的澳中关系似乎是“经济热、政治冷”，但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各国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之后，外交无疑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手段。换言之，经济合作是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澳中经济互补性很强，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近期，澳中两国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缓和双边关系的措施，这就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