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ndrew Mohl（曾任AMP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和澳洲联邦银行的董事）

澳大利亚经济在过去的一年里步履蹒跚。事实一再证明，澳央行的预测过于乐观。

需求弱于预期，尤其是消费支出。私人投资继续萎靡不振。工资和通货膨胀低于预期。失业率呈上升趋势。职位空缺正在减少。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或者政治不正确，但看起来是Hayne皇家委员会引发了一连串事件，导致了这种情况。

简而言之，对皇家委员会的主要回应是守旧的信贷紧缩，类似情况我们至少有二三十年没见过了。

银行变得更加保守和不敢冒风险。获得审批的贷款减少了，申请贷款的时间和程序也延长了。激进的监管机构，特别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对负责任贷款法例的解读，令情况加剧。

这意味着，对于任何利率水平，现在可获审批的信贷都比过去少，这反映对经济的外在负面冲击。

自澳央行1976年首次发布数据以来，目前信贷增长处于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在皇家委员会调查出现之前的2017年，信贷总额增长了4.8%。在截至2019年10月的一年，信贷总额增幅为2.5%。以澳元计算，信贷增长每年减少约650亿元。

结果，经济因此放缓，而增长低于官方预测也就不足为奇了。

澳央行也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力度，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三次下调现金利率，希望让经济增长恢复到预期水平。迄今为止，仍然徒劳无功。

货币政策是政府管理措施中的关键调整工具。全球金融危机后，澳央行迅速将现金利率降低了4个百分点以上，再加上财政刺激，保持了经济增长。我们现在花费的宝贵货币弹药显然收效甚微。

可以说，如果没有皇家委员会导致的信贷紧缩，就没有必要降低现金利率。

这也把我们带入了未知的领域。极低的利率对保守投资的退休人士和一般储蓄户来说是一种惩罚。资产价格上升令持有者受益，希望拥有资产的人却感到绝望，因为价格进一步超出他们的负担能力。

总体而言，尽管(或由于)现金利率下调，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已经减弱。

唯一的例外是房地产市场，二手物业价格上涨，房市再次变得火热，以至奇怪地澳央行行长现在似乎希望，从房市产生的财富效应可以刺激家庭支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金融市场预计，澳央行下一步可能会尝试某种方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海外，实施量化宽松的结果充其量是好坏参半。一位著名的批评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货币黑洞。这个实验对我们毫无好处。

可以肯定的是，皇家委员会公布了过去10年的一系列不当的财务行为，导致向客户一次性支付了数十亿元的赔偿。为了处理这些补救程序，在法律、会计和法规遵循团队方面的花费更多。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GDP的持续损失要大得多。如果假设GDP减少了0.5%到1%，那么国民收入每年将损失90亿到180亿元。不是一次性，而是每年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真地问，公众是否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良好和公平的回报。

银行家一直被视为坏人，这一点不太可能改变。他们对非财务风险的管理确实存在不足。

但金融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系统。皇家委员努力打击不当行为、敦促监管机构更积极地作出检控，结果我们的银行体系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信用状况出现变化，经济也更加疲弱，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